王任叔，1901年生，浙江省奉化县人。博学多才，爱好文学，早年毕业于宁波第四师范，做过几年小学教师。1925年在奉化中学教书时，在二哥王仲隅影响下加入共产党。

 上海有名的“东方旅社”事件，不由心中陡生疑云，王任叔为惨遭敌人屠杀的同志而深感悲痛。同时，他很想弄清这事件的真相。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王明等留学苏联归国后的青年干部将李立三赶下台，夺取中央领导地位，他们推行更左的路线，自我暴露力量，导致许多党、团员被捕被杀，损失严重。王明的路线遭到党内很多同志的坚决抵制。1932年1月26日晚，何孟雄等三十六名中高层干部在上海东方旅社三楼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商讨写信要求纠正王明路线的错误，挽救中国革命，会议绝对保密。不想，会议开到一半时，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团团包围了东方旅社，与会者全部被捕。事情发生得极为突然!经蒋介石下令，被捕者中二十三位被枪决。这是一个大血案。后来的中共党史上都称这是由于叛徒的出卖。

 王对“东方旅社”事件感到困惑：国民党军警特务究竟是如何获得确切情报的?渐渐地，他将疑点集中于康生身上。康生原名张宗可，山东胶南人。在王明上台掌权后，康生丢弃了他竭力吹捧过的李立三，效忠于过去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1931年底当上中央组织部长，抓住不小的实权，将不少反对他们意见的党员干部送往张国焘掌大权的鄂豫皖苏区“分配工作”。其实，就是被张国焘加上“改组派”、“反党中央”等罪名杀害了。

 王任叔有个同乡好友竺正信，是国民党进步人士，他在伪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秘书。一次，竺正信悄悄地告诉他：“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前约三小时，刑侦处长宣铁吾忽接到一个神秘的告密电话。匿名打电话的人是山东口音，鼻音重，他说有一伙共产党重要头目准备在东方旅社三楼开会，要抓他们宜快，宜立即部署行动，并严加保密。于是他调集大批军警特务，迅速采取搜捕行动，果然马到成功。

 王任叔每思考这个问题就心情沉痛而愤慨，他将怀疑集中于康生。1935年6月，他在上海的《大美晚报》上化名“屈轶”发表过杂文《谨防小人》和《对奸人的棒喝》等，着重指出：“小人是无所谓原则也无所谓人格的一种人渣，只要达到目的而不计手段。”“‘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的同志惨死在敌人屠刀下，实是被自己阵营的同志所暗中出卖，这才是最可悲哀的事。”

王任叔在他的其他杂文中也集中火力抨击他心目中的阴险歹毒之徒。但却怎么也没料到，他对“东方旅社”事件的关注与议论及其一些杂文为二三十年后康生报复他埋下了伏笔。

 康生对王任叔当年暗中调查“东方旅社”事件真相并写过几篇抨击“内奸、小人”的杂文之举一直耿耿在心。他可说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巨奸，怪的是几十年来他一直左右逢源一帆风顺。康生在1933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年后，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追随王明路线。王明垮台后，康生全力拥戴毛泽东，痛批他昨日还矢志效忠的王明。1937年，康生从苏联回延安，当上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部长。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一手制造了一连串冤案，给共产党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解放后，康生一度颇为失意，长期在杭州、青岛等地休养，韬晦之余，故作风雅，寄情于书画印章。1958年以后，康生重新活跃起来，以极左面目出现，兴风作浪。他首先盯上的便是王任叔。1959年10月，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点了王任叔的名，称王的思想右倾，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对党总是不满，还别有用心地两次指出王任叔与蒋介石是奉化同乡，还在蒋的手下当过官，要查查其历史，查清他是如何混进党内的。1960年3月，王任叔被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一降三级，分到文学编辑所当主任。王任叔受此打击迫害，从此沉默多了，心情抑郁。1964年，康生又跃升为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王任叔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他没料到，又一顶“大叛徒”黑帽子自天而降。

“文革”浩劫之初，王任叔就被首都文艺界造反派揪斗、抄家，受尽磨难。“祸不单行”，1968年2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某造反组织联合浙江大学“红暴会”贴出一组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诬称王任叔是“出卖革命作家郁达夫的大叛徒”，说当年正是王任叔向日军宪兵队长告密才导致郁达夫的身份暴露而被处决。

不久后，王任叔被强行遣返浙江奉化家乡。他已身患多种疾病，又得不到良好的医治。而且，他忍受不了精神上的压抑与摧残，竟然被逼疯了。1972年7月25日夜，王任叔死在寂静的山村里，享年七十一岁。曾疯狂地迫害过王任叔和许许多多忠良的巨奸康生在三年后也死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康生的罪行全部暴露，1980年，他的骨灰盒被清除出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在1979年，王任叔(巴人)的冤案就得到平反昭雪。八十年代初，他的代表作《巴人杂文选》、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及《印度尼西亚史》等相继出版。这对已长眠于家乡无名青山下的王任叔是最好的纪念。因为作家的生命是通过其有价值的作品而得以延续的。

附件：陈均明《党史》课件.pdf